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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中国新科技100强

2021-09-18 eNet&Ciweek/米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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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房地产三条线”“互联网反垄断”“教育双减”“强化网游‘氪金’管控”等政策相继落地,一时之间众多民营企业风声鹤唳,生怕监管的“铁锤”落到自家的头上。 

抛开为生育减负、关注未成年身心健康等表象外,其实最本质的原因在于这些领域已经与国家战略背道而驰了。 

科技创新才是硬道理 

以互联网行业为例,在移动端红利消失、垄断格局逐步形成之后,互联网巨头们的角色已经从行业的赋能者乃至颠覆者的形象,转变为开始扮演类似水电煤行业这样的基础设施的角色,不再是价值的创造者,而成了资源的分配者,所有的线上应用必须跑在自己的生态系统里,不然就不倾斜流量或商业资源,如此中小企业便沦为了巨头的附庸与帮手。 

竞争的消弭,带来最直接的后果就是资本的无序扩张,横向领域的拓展、纵向空间的拉长,教育、买菜、医疗……只恨自己手不够长、不够快,但实质上并没有对社会产生过多正面价值,只是将中间环节的利润揣进了自己的腰包,并没有为技术创新、产业发展带来更多的变革,被政策约束自然理所应当。 

监管选择性的收紧,反映的是国家的战略动向与对企业家的期待。过往由于市场经济的落后,国家不得不依赖人口的红利,借助廉价劳动力、引入外资推动制造业的完善,如此带来的城市化进程也可以扶持起如房地产这样具有规模带动效应的传统行业,从而完成快速的资本积累与产业再投资,实现经济的蓬勃发展。 

然而,中国的发展如今已经迈入了全新的阶段,经济增速放缓、人口红利消失、传统行业产能过剩、房地产价格失衡、虚拟经济引发泡沫、科技与贸易的国际摩擦等等,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底层规律已经发生转变,以往的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已经无法带动经济往高质量方向发展,现在的发展方式已经转为创新驱动。 

未来,科技创新才是主旋律。2021年3月12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科技创新被放在显要位置,作为第一项任务进行了专章部署。这在我国研究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历史上尚属首次,充分显示了科技创新在政策端的受重视程度。 

要深刻理解其价值,我们还可以把时间拉到更长的维度来看。 

科技创新是驱动经济新周期的唯一要素 

依据俄国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提出并不断发展的康波周期理论,从瓦特发明蒸汽机引发工业革命开始,世界经济其实在以40-60年为长经济周期呈现规律性的周期波动,共分为繁荣、衰退、萧条、回升四个阶段。

而每次周期都是以创新性技术变革为起点,如纺织工业和蒸汽机技术、钢铁和铁路技术、电器和重化工业、汽车和计算机,前20年左右是繁荣期,在此期间新技术不断颠覆,经济快速发展;接着进入约5-10年的衰退期,经济增速明显放缓;衰退期之后的10-15年是萧条期,经济缺乏增长动力;最后进入10-15年回升期,孕育下一次重大技术创新的出现。 

其原理就是每一次技术革新都有应用边界,一旦达到技术效率的天花板后,资本为了追求高利润还会按照之前的惯性不断投入到机器的扩大再生产,但这时就会带来产能过剩,如果此时选择宽松货币政策刺激消费,资本主义危机就会浮现,甚至引发金融危机。 

现阶段全球经济正处于第五轮康波(1991-)周期中,以信息技术为标志性技术创新,计算机产业的大发展产生的利润反哺实体经济,提高实体经济的效率,创造了更多财富,开启了信息产业的繁荣周期,直至今日。 

为何国际纠纷、民粹运动会集中于近些年爆发,而“内卷”这一学术名词又如何成了网络的流行用语?这一系列国际国内社会矛盾问题,核心原因就在于这轮信息技术带来的红利已经快被吃干抹净了,在总的蛋糕无法做大的情况下,个体想要获取更多利益只得通过与其他个体的竞争实现,矛盾的激化可以预见。 

从国际局势看,过往美国作为科技创新的领头羊,发现自身发展速度放缓后,就要打压追赶速度过快的国家,首当其冲就是中国。而在一系列打压措施后,中国过去从美国获得的技术扩散红利消失了,中国自身的发展速度也开始放缓,社会内部“内卷”的探讨开始甚嚣尘上。 

世界其实亟待一次全新的技术革命,来刺激经济加速进入下一轮周期发展。而信息技术的大规模普及和网络连接、数据处理能力的提升,已经为下一种科技门类的异军突起创造了必要的基础条件。 

毫无疑问,谁是此次革命的引领者,谁就能获得下一轮贸易往来与核心技术的主导权与议价权,这也是中国政府如此大力扶持科技创新的底层逻辑。 

中国急需真正的企业家精神 

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认为,企业家最重要的职能不是在现有条件下按部就班地组织经营和生产,而是不断在经济结构内部进行“革命突变”,对旧的生产方式进行“创造性毁灭”,以实现经济要素的新组合,因此,企业家精神的核心就是创新。 

后来,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行善赚钱”是21世纪企业社会责任的新内涵,也就是通过创造对社会有益的商业活动实现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也就是说,创建一个强大又美好的组织,其实正是企业家最大的社会责任和贡献。这进一步将企业家精神上升至理应承担的社会责任高度上,成为企业家有别于商人的根本原因。 

纵观商业发展史,我们会发现:伟大的企业家,永远在追求利润之上的东西。他们身上有一些强大的使命感,有一种“活着就要改变世界”的雄心壮志,都有决心成为一名社会梦想、科技进步的责任担当者。 

如今国内众多企业依然偏爱内部管理方式和外部商业模式的创新,侧重于现有技术的应用,而非投入研发新技术,目的其实都是为了实现商业利益的最大化,关注的仍然是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没有公共层面的愿景,对社会和国家也没有多少使命感,又如何为中国突破现有瓶颈添砖加瓦? 

为什么国家要大力扶持硬科技产业?就拿硬科技最具代表性的八个领域(光电芯片、生物技术、人工智能、新材料、新能源、航空航天、智能制造、信息技术)举例吧,这里面哪个行业龙头不是要深耕数十年才能取得如今的地位。 

真正优秀的企业都是“问题导向型”,其重心在于如何解决,而非“利益导向型”。只有前一种企业家才能在四周漆黑的环境中探路之时,心中常亮着那盏明灯。十年磨剑,锋刃方成。也只有始终以解决国家、社会、产业的实际问题为目标,最终方能在竞争日益剧烈的商业环境之中脱颖而出、行稳致远。 

结语 

中国经济走到今天,实际上是走到了一个结构转型的十字路口,一方面“不转急弯”,需要房地产稳,但是在收入比例中的占比缓慢下降;另一方面,通过鼓励更多企业、企业家向硬科技方向挺进,夯实整个国家的产业基础,避免再次出现被“卡脖子”的场景。 

在这场国运之争中,微观层面注定是企业乃至企业家的较量。“创新+担当”,毫无疑问已成为当下中国最需要的企业家精神内核。如今科技大势已来,谁在裸泳,一看便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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